电影《缝纫机乐队》主创 晨报记者 何雯亚
由大鹏自导自演的第二部喜剧电影《缝纫机乐队》明天起将在全国上映。与前年导演处女作《煎饼侠》一圆“电影梦”相似，大鹏这次仍选择了演艺圈题材——摇滚乐队。观众似乎能在片中看到导演个人的经历浮沉，不过在接受晨报记者专访时，大鹏表示：“如果大家一直认为角色是我自己本人的话，那是我的能力，但其实那并不是我，只是因为我的真诚让大家相信了。”
摇滚是他“未完成的梦想”
《缝纫机乐队》讲述了音乐经纪人程宫（大鹏饰）在机缘巧合下，来到小城集安，聚集一群各有故事的小人物组建乐队、筹备演出，捍卫即将被拆除的大吉他雕塑公园的故事。
大鹏以主持人身份出道，之后又陆续当了演员、导演，而摇滚可以说是他“未完成的梦想”。他从初中开始听黑豹、唐朝、Be-yond等乐队的歌，高中、大学都组过乐队担任吉他手兼主唱。“那时候我年纪最小，但我比较爱张罗事，像演出排练都是我去组织的。大学时我们乐队到酒吧里唱歌，每天晚上唱三四首能赚50块钱，可以自己养活自己，很富足了。”电影里缝纫机乐队去工地、敬老院、学校表演，而现实里大鹏乐队在路边、婚礼上演出，“当时也不在乎听众是谁，其实没什么人听你唱，但我们唱得特别开心。”
大学毕业后，因为乐队赚不了钱，大鹏放弃继续“唱摇滚”而在机缘巧合下当起了主持人。正如片中曾经热爱摇滚却又反对女儿组乐队的老父亲，身份是在手臂上文着“摇滚不死”四字的成功地产商人，“这其实是种挣扎，也是一种呐喊。摇滚没死过，只是它比较鲜明，来自大环境和其他人的评价让它走得比较艰难。像目前电视台还没有让很多摇滚乐队上台演出的节目，技术也是制约它上台发展的原因，因为乐队要保障乐器和声音完美匹配，要求很高，如果只是让一个歌手上台唱歌就简单很多。”
新老伙伴搭档出“笑果”
到家乡集安拍戏，对于出生在这个东北小城的大鹏来说是怀念也是挑战，“集安人太少了，人口只有几万，也没有接待过大规模商业剧组，对拍戏很陌生。那里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群众演员，只有群众，没有演员，所以包括路人怎么走路都是我们事先设计好的。”
让大鹏印象最深刻的，是电影最后与五千名群众演员共演的乐队演出部分。“我们五千人一共拍了八天，那几天还一直在下雨。一千个群众演员换好衣服吃饭就要三个小时左右，我们每天都有五千人在奔跑，这段会是整部电影最大的燃点。”
主演方面，电影里既有乔杉这样的老搭档，也有娜扎、韩童生等新伙伴。“我跟乔杉明白对方表演的节奏感，对喜剧的理解是一致的，能节省沟通成本。和新人的碰撞就有新的化学反应，比如，娜扎这样一位从各个角度被讨论的演员，让她去贴合角色，让观众理解认同她，这会有很大的成就感。”
“其实我写的一直是众生”
当年《煎饼侠》大打“明星牌”，这一次大鹏则顺利邀请到了他学生时代的偶像、诸多摇滚圈“老炮儿”来客串演出。“大家可能觉得他们很有个性很难请，其实特别顺畅，因为他们很支持，觉得这是对摇滚很有意义的事情。”同时，他也否认了用“套路”吸睛的质疑，“我的出发点就是让观众收获惊喜，他们看到很开心就足够了。路演的时候，我听到有解散了的乐队想重新组起来，也有孩子想去学琴，这些都给我很大鼓励。”
对于前后两部作品同为演艺圈题材，有影迷表示为大鹏担忧，“你一直在写自己，从写自己跨越到写众生是未来要解决的问题。”对此，大鹏直言：“我觉得自己挺厉害的，让大家相信主角是我自己，其实我写的一直是众生，让大家看到自己和身边人的影子。以后还是会有人说又是你经历的折射，但我觉得这是我的能耐，并不代表我要依靠电影来圆我一个又一个梦。”
相比前作，大鹏自认再当导演“慢下来了”，不会再像拍《煎饼侠》 时又焦虑又爱催促别人。坚持做喜剧，大鹏称自己与团队从未停止过追求进步，“上一部基本都在靠台词来抖包袱来搞笑，这次在剧情结构上有很多错位反差，有了更多用剧情来推进的喜剧桥段。”
这两年观众对喜剧片的要求越来越高，以前可以逗笑观众的元素现在可能只会迎来“尴尬和冷笑”。
对此，大鹏表示：“每个人喜剧观不一样，当你对喜剧的理解与观众对喜剧的理解不一样，产生误解的时候，观众就不会笑。我个人理解的喜剧并不是区别于其他表演的另一种演法，所有喜剧桥段和产生笑料的化学反应都要交给优秀编剧来设计提炼，来自于人物个性和故事冲突产生的化学反应。”
